第二天一早，秦绶在出租屋的折迭床上醒来的时候，天刚蒙蒙亮。
他租的地方在城中村深处，一间不到十平米的隔断间，窗户开在走廊里，白天也要开灯。
床头堆着几个纸箱，里面是换洗的衣服和几本翻旧了的书，墙角立着一个简易的塑料衣柜。
他侧躺着，手机屏幕亮了一下。五点零三分。
没有新消息。
他把手机扣过去，翻了个身。
床垫太软了，弹簧硌着腰，他从十七岁开始睡这张床，睡了快三年。
起床的时候他先坐了一会儿，垂着头，脖颈弯出一个柔和的弧度，露出了那个喉结罩。
那是一圈薄薄的硅胶制品，贴着他喉结的位置，把原本就不甚明显的喉结轮廓完全覆盖住。
他习惯了它的存在，就像习惯了呼吸。
洗澡的时候不摘，睡觉的时候也不摘，只有偶尔皮肤发痒发红的时候才会在卫生间里迅速取下来擦干，然后迅速戴回去，像在做一件不能被任何人看见的、隐秘的、近乎羞耻的事。
这是母亲留给他的最后一件东西。
他从六岁开始戴。
那时候他还太小，不明白为什么别的男孩可以光着膀子在水龙头底下冲凉，而自己必须在脖子上箍着这圈东西。
母亲给他戴的时候动作很利落，一只手按住他的后脑勺，另一只手把硅胶圈卡进他颈窝的位置，指甲掐着他喉结两侧的皮肤，疼得他直缩脖子。
“不许摘，”母亲说，“你那个东西太丑了，露出来丢人。”
他缩着脖子点头，眼泪含在眼眶里没敢掉。
后来他长大了些，在邻居家电视里看到男歌手唱歌时滚动的喉结，觉得那也不丑。但他没有说，也不敢摘。
母亲说的话总是对的。
她是这么告诉他的。
秦绶从床上起来，在卫生间里对着那面裂了一条缝的镜子洗漱。
牙膏挤到最后一点，扁扁的管子被他用夹子夹住，又刮出两天的量。
洗完脸他用手指把额前的碎发拨了拨，没有用发胶，他也不太会弄那些。
镜子里映出一张干净的脸，眉眼温顺，皮肤白皙，下颌线条柔和，嘴唇的轮廓饱满而略显稚气。
他看起来不像二十岁。像十七，或者更小。
他把毛巾挂回去，从纸箱里翻出一件干净的黑色T恤穿上，套上那条洗得发白的牛仔裤。
出门的时候经过走廊尽头的公共厨房，隔壁租户的阿姨正在煮粥，看到他笑了一下：“小秦啊，吃了吗？”
“还没。”他礼貌地弯了弯嘴角。
“过来喝碗粥。”阿姨说。
秦绶犹豫了半秒，还是摇了摇头，说谢谢不用了。
巷口的早点摊已经开了，蒸笼冒着白汽，老板娘是个嗓门很大的中年女人，看到他远远就喊：“还是两个菜包？”
“嗯。”秦绶走过去，从裤兜里掏出几张零钱，数了硬币递过去。
包子烫手，他换着手颠了两下，咬了一口。
馅料是雪菜肉丝的，咸淡刚好，他吃得很慢，一边走一边吃，走到公交站的时候第二个包子刚好吃完。
公交来了，他刷卡上车，在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坐下来。
车上人不多，这个点往城外开的车没什么人坐。
会所在城北的一片商业区里，表面上是高档KTV和私人会所，地下几层才是真正的生意。
秦绶每天坐四十分钟公交过去，遇到堵车要一个小时。
他从来不迟到，不是因为勤奋，是因为迟到要扣钱。
扣一次，他那个星期的饭钱就没了。
车窗外的街景从城中村的握手楼渐渐变成开阔的马路，又变成商业区整齐的玻璃幕墙。
秦绶靠着车窗，额头抵在冰凉的玻璃上，眼睛半闭着。
他没睡够，昨晚回到出租屋已经快凌晨一点了，洗完澡吹干头发又过了半个小时，他躺在床上一时半会儿睡不着，翻了很久的身。
他想起蓝以宁甩钱的动作。
那迭钞票在空中散开的弧线，像一把扑克牌。
有一张打在他颧骨上，轻微的脆响，像被人扇了一个并不用力的耳光。
他当时僵了。很短的一下。
不是因为屈辱，至少不完全是因为屈辱。
那种僵更像是某种条件反射，一种刻进骨头里的、身体先于大脑做出的反应。
他的身体记得这种场景——被人居高临下地看着，被人用钱衡量，被人用一种既轻视又占有的眼神打量着，像看一件用着还算顺手的东西。
他的身体记得，但大脑已经学会不去解读。
解读没有意义。钱要收，脸要洗干净，伤口要涂药，明天还要再来。这就是全部了。
公交车到站，语音报站的声音把他从半梦半醒中拉回来。
秦绶站起来，从后门下车，走了大约两百米，拐进一条两侧停满了车的巷道。
会所的正门要晚上才开，白天所有人都从侧门进，侧门在一条更窄的巷子里，夹在一家已经倒闭的洗车店和一家永远不开门的五金店之间。
他推开门，走廊里灯光昏暗，空气中有清洁剂和烟味混合的气息。
周哥不在。
前台坐着一个小姑娘，十七八岁，正低头刷手机，听到动静抬了一下眼皮，认出是他，又低下去了。
秦绶没打招呼，径直穿过走廊，推开安全通道的门，上了两层楼梯，到了员工休息室。
休息室不大，两张上下铺，一张沙发，一台电视。
这会儿没人，他走进去，坐到靠窗的那张下铺床沿上。
他的铺位是固定的，会所里每个男孩都有固定的休息铺位，不是因为条件好，是因为周哥要随时知道谁在哪里。
秦绶靠到墙上，把被子拉过来搭在腰上，闭上眼睛。
他没有睡。
他在等。
等天黑，等上班，等今晚会不会有人点他的牌。
有时候他会想，如果当初母亲没有把他卖掉，他现在会在做什么。
不是想那些“如果”来折磨自己，而是像算一笔账一样，冷静地、机械地推演——按照他原来的成绩，他应该能考上一个普通的高中，然后考一个普通的大学，学一个普通但能糊口的专业，毕业后找一份普通的工作，租一间普通的房子，过一种普通的、没有人把钱甩在他脸上的生活。
他成绩不差的。
小学的时候，他每次考试都是班里前三名。
但母亲从不把他的奖状贴到墙上，墙上是妹妹的奖状、母亲自己参加读书会的证书、还有一张不知从哪里来的“优秀女性”的表彰函。
他的奖状被母亲随手塞进抽屉里，有一次他看到那些奖状被用来垫了花盆，纸边发黄发脆，字迹洇了水，模糊成一团。
他什么都没说。
他已经学会什么都不说了。
母亲不喜欢他说话。
不只是不喜欢，是厌恶。
她厌恶他发出声音，厌恶他走路的声音，厌恶他吃饭的时候咀嚼的声音，厌恶他的存在本身。
这种厌恶来的毫无道理却又猛烈，强烈到即使是年幼的秦绶也能清晰的感知到。
她在他六岁的时候开始给他戴喉结罩，那时候他的喉结还没有发育，硅胶圈松松地箍在脖子上，他老忍不住用手去拽，母亲就会用一把尺子打他的手背。
“再拽就把你的手绑起来。”她说。
后来他的喉结开始长了，小小的软骨突起在脖子中央，硅胶圈开始变得紧绷。
他以为终于可以不戴了，拿着硅胶圈去找母亲，说妈这个太紧了，勒得喘不过气。
母亲接过来看了一眼，说：“那就买个大号的。”
他十三岁的时候，终于问了一句为什么。
为什么他不能像别的男生那样穿短裤去上学？为什么他不能在体育课的时候脱掉外套？为什么母亲看他的眼神和看妹妹的不一样，甚至是和看任何一个路人的都不一样？
母亲正在厨房里切菜，刀落在案板上的声音很重。
她停下动作，慢慢转过头来看他，眼神里没有愤怒，没有悲伤，只有一种不可思议的、近乎天真的困惑，好像他在问一个根本不存在的问题。
“因为你是男的，”她说，“这个世界上只有女人才值得被爱。你不配。”
秦绶没有再问了。
他开始慢慢接受这些事情。
有些事情不需要理解，只需要承受。
十四岁的时候，他第一次偷偷摘掉了喉结罩。
那天母亲出门了，要晚上才回来。
他站在浴室的镜子前，手指搭在硅胶圈的边缘，犹豫了很久，然后闭着眼睛把它取了下来。
他的喉结露出来了，不算大，一个小小的锐角从皮肤下支起来，随着吞咽的动作上下滚动。
他伸手去摸它，指尖触到那块软骨的时候，他的眼眶突然红了。
他没有哭。
他只是摸着自己的喉结站了很久，然后把硅胶圈重新戴了回去。
后来他又摘过几次，都是在确定母亲不会在家的时候。
每一次摘下来都像是在做一件天大的坏事，心跳快得不行，手指发抖，摘下来之后又不知道该拿它怎么办，只好攥在手心里，把喉结翻来覆去地摸。
那种感觉很奇怪——他好像通过那一点小小的软骨，第一次摸到了某种属于他自己的东西，某种没有被任何人否定过、修改过、覆盖过的东西。
那是他的身体。
他想说，这是我自己的身体，这是我的喉咙，这是我的声音，这是我的存在。
我可以长喉结，我可以变声，我可以长胡子，我可以像一个正常的男生那样长大。
但他不敢说。
十五岁那年的夏天，母亲发现了他藏在枕头下面的喉结罩——他有一次摘下来之后忘了戴回去，塞在枕头下面，被母亲翻到了。
母亲拿着那个硅胶圈找到他的时候，表情平静得可怕。
她让他跪下，他没有犹豫就跪了，膝盖磕在地板上发出沉闷的声响。
母亲问他摘了多少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