凃莉自知有愧，抱着他哭了很久，还问他愿不愿意跟妈妈去国外生活。
那时的凃莉跟一个德国人走得很近，已经怀有身孕，肚子渐渐隆起了弧度。
徐暮以为他是会被带走的，临行的前一晚他还乖乖地收好了行李，把自己的衣服和包包装进行李箱，提前去跟邻居小孩告了别，交换了礼物。
半夜时，凃莉在客厅接电话，情绪逐渐崩溃，压着嗓子对那头说：“什么叫只能我去，老太太根本不会要他，我要是不带他走，他能去哪儿？”
动静太大，徐暮被吵醒，趴在门缝里感觉自己不该听到这些，但还是没忍住叫她。
凃莉回头看到他的脸，慌乱地挂掉电话哄他去睡觉。
那晚徐暮右眼的眼皮不停地跳，因为心里隐隐缀着不安，他躺在床上，攥着凃莉的衣角，不敢松手，直到天亮时惊醒过来，他穿着单薄的睡衣追出去，眼睁睁看凃莉上了出租车。
莫名的恐惧在心里不断放大，徐暮大声叫她，一路哭喊着追上去。
幸好火车站离得并不远，等他赶到的时候，凃莉还没走，那个金发碧眼的德国男人也在那里等她。
对方似乎是对徐暮的出现很不满意，看徐暮的眼神就像在看一条流浪狗，非常不耐烦地别开脸，要她自己处理。
显然凃莉也没想到徐暮会来，愣了一下，把他抱到车站的长椅上，蹲下身，用手指理了理他跑得乱糟糟的头发，声音尽可能地温和：“妈妈有事要离开几天，你自己回家好不好？”
指节冻得通红，徐暮喘着气，拽住她颈间的围巾：“那你什么时候回来？”
凃莉摸摸他的脸说：“这次可能有点久。”
“那是多久？”徐暮盯着她，执拗地问。
凃莉低头打开手提包，从夹层里摸出一枚硬币，举到徐暮眼前，拇指轻轻一弹，硬币在空中翻转，落回她手心，正面朝上。
“小暮乖，”她把硬币放在他手心里，“等你连续抛三十次正面，妈妈就回来。”
这是凃莉经常跟他玩的游戏。
以前每次飞航班，凃莉就会给他留一枚硬币，如果是飞短途，她就说连续抛五次正面妈妈就能回来，如果飞长途，就是十次。
最开始，他并不用真的抛到那个数字，凃莉就能到家，还会给他带礼物。
可到后来，凃莉回来得越来越晚，哪怕徐暮已经抛完了一次又一次连续的正面。
三十次，他想。
这次应该只是久一点，但妈妈还是会回来的。
于是徐暮乖巧地点了点头。
凃莉还把围巾解下来，裹在他身上，暖融融的毛线还带着体温。她最后摸了摸他的头，然后拉起行李箱，头也不回地跟那个男人消失在安检口。
徐暮坐在长椅上，捏着那枚硬币，开始抛。一次正面，两次正面，三次正面。他在心里数着，牢牢盯着硬币翻转、落下，再翻转，眼睛被金属折射的光刺得生疼。
这让他想起之前被关在家里的日子。
卧室整面墙上都是他做的记号，歪歪扭扭的正字，一笔又一笔地计算着凃莉回家的日子。
他熬过许多漫长的黑夜，熬过电闪雷鸣的夏天和阴湿寒冷的冬季，但还是止不住地害怕，害怕一个人，害怕被丢下。
即便是后来被徐觐山接到南城，他也总会被雷声惊醒，不敢闭眼。
他裹着那条围巾，警察过来问他话，他不说，有好心的路人看他半天没吃东西，给他买了面包，他也没要。
他说什么也不肯走，不想回那个空荡荡的家。
也怕走了之后凃莉回来找不到他，就这样固执地一遍遍地抛。
直到再也坚持不住，他发了高烧倒在地上，彻底昏迷过去，是恰好在当地考察的徐觐山中转路过，听见有人喊医生，挤过人群一摸他的头，果断把他抱起来送去了医院。
远处有货船鸣笛，海浪声拍打着暗礁，吹过的海风掀起徐暮额前散乱的碎发。
他低头看着自己的手，掌心摊开，空空的。
“那时候太小，也太傻，什么都不懂，”后来随身携带硬币变成徐暮下意识养成的习惯，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枚，拇指摩挲着金属边缘，“上了学才知道，连续抛三十次正面的概率在统计学上无限趋近于零……”
“意思就是，我不会回来了，我不要你了……”
林彦朝看着他，喉结滚动。
嗓音有些低，像含着一把粗糙的沙砾，他问：“后来你就跟了徐教授。”
“是，”徐暮继续说，“是二叔看我可怜，带我走，还愿意让我跟他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