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岁父母车祸走了，肇事司机跑了，他一个人把妹妹拉扯到十八岁。
妹妹考上大学那年学费差两万，表哥给他指了条路，说送个东西就给钱。那天晚上他站在目标家门口，手抖得握不住枪，最后把枪放在地上跑了。
钱没拿到，欠表哥的人情倒是越滚越大，后来被塞进了一家小中介公司打杂。老板嫌他晦气——跟了三个师傅，头一个走错门进了警察局隔壁，第二个追尾进了医院，第三个下楼踩空断了腿——于是把他扔了。
扔了就扔了。
钉子打算去火车站，买张票去其他城市，找份正经活儿干。什么都行，端盘子洗碗做苦力，反正不干这行了。
去火车站的路上他路过一条巷子。巷子口趴着一个人，蜷在垃圾桶旁边，身上全是泥和血，左腿以一种不太正常的角度弯着。钉子本来不想管，他口袋里只剩一百三十二块钱，刚够一张硬座票和一顿饭。
但他走到那人身边的时候，那人抬起头看了他一眼。
圆框眼镜碎了一片，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嘴角破了皮，渗着血。但那双眼睛很亮，像被人摁进泥里刚捞出来，不甘心，还在瞪着什么。那人大概十六七岁，瘦得脸颊都凹进去，身上穿着一件明显大了好几号的校服外套，袖子挽了三折才露出指尖。
“你……”钉子蹲下来，“还能走吗？”
那人摇了摇头。动了一下左腿，疼得龇牙，但没叫出声。
钉子在他旁边蹲了一会儿。巷子口的风灌进来，冷。那人穿着校服外套，里面是一件洗薄了的秋衣，整个人在发抖。
“谁打的？”
“……中介。”那人的声音哑得像砂纸磨铁，“欠了钱，还不上。”
“你多大？”
“十六。”
钉子站起来，又蹲下去，最后把那人从地上扶起来。那人靠在他肩膀上，整个人轻得不像话，左腿完全使不上力，几乎是拖着走的。
钉子把票退了。背着他找了一家小诊所，医生说腿断了，接上养着，至少躺三个月。
医药费花了一百一十块，钉子手里还剩二十二块钱，买了两碗素面，自己吃了半碗，剩下的半碗推给那个十六岁的男孩。
“你叫什么？”
“谭健。”
“谭健，”钉子嚼着面说，“你家里人呢？”
“死了。”谭健低头吃面，吃得很快，像是怕慢了面就没了，“爸妈开大货车的，撞死了人，爸爸畏罪自杀，妈妈跟着去了。我给人跑腿挣钱，没跑好，欠了钱。”
钉子没再问。那天晚上他在诊所的椅子上坐着睡了一夜，谭健在床上躺着，腿打了石膏，偶尔疼醒了哼两声，又咬牙憋回去。
钉子本来要去南方找正经工作，结果在诊所的折叠椅上坐了三个月。他出去打零工，早上送报纸，中午帮餐馆洗碗，晚上在便利店值夜班，赚的钱交了医药费还剩一点点，买了两人份的馒头和咸菜。谭健的腿慢慢能动了，拄着拐杖在诊所走廊里一步一步挪。钉子有时候下夜班回来看见他还在练走路，满头汗。
“你歇会儿。”钉子说。
“不歇。歇了就赶不上你了。”
钉子愣了一下。他没明白谭健什么意思，但谭健没解释，继续拄着拐往前挪。后来钉子也没再问。
谭健的腿养了大半年才好，走路稍微有点跛，不仔细看看不出来。他好了之后没说要走，钉子也没赶他。两个人挤在一间租来的地下室隔间里，钉子上白班他就去跑夜工，钉子跑夜工他就去白班，轮流挣钱，轮流睡觉，轮流吃那一锅煮出来的挂面。
谭健十六岁，个子还没长起来，但脑子快，学东西狠。他用打工攒的钱买了台二手电脑，窝在地下室里自学，一开始弄些倒卖数据的小单子，后来摸到了中介的门路。
十八岁那年谭健把一台新电脑搬回地下室，放在钉子面前。
他说：“我接了几个单子，能赚钱。你不用再去洗碗了。”
钉子看着他。十九岁的谭健长高了一截，下巴终于有了点棱角，但圆框眼镜还是那副，透明胶带换了三条，镜腿上缠着黑胶布。他坐在电脑前面，手指敲键盘快得像在弹琴。
“我给你接活儿，”谭健没抬头，盯着屏幕说，“你出任务，我谈价钱。你负责活着回来，别的我来。”
钉子靠在上下铺的栏杆上，看了他很久。十九岁的少年坐在一张破电脑桌前面，背挺得很直，左腿偶尔还会下意识地抽一下——下雨天会疼，钉子知道。
“贱贱，”钉子说。
谭健的手指停了一下。他偏过头，用一种“你再说一遍”的表情看着钉子。
“贱贱。”钉子又喊了一遍，“这个称呼怎么样？亲切。”
谭健把眼镜摘下来擦了擦，又戴回去。他对着电脑屏幕，声音平平的：“你再叫一次试试。”
“贱贱。”
谭健没骂他，像是对他没辙了。
“海绵宝宝和派大星是最好的朋友，”钉子对着天花板说，“派大星傻了吧唧的，但海绵宝宝从来不嫌弃他。”
谭健的声音传来，闷闷的：“你能不能安静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