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青闭了闭眼，睫毛剧烈地颤动着。
她自嘲地笑了笑。
如果是几个月前的她，一定会软弱无能地大哭一场。
可她现在只是静静地坐在那里，像一个已经对命运彻底死心的人。
“我认罪。”她开口说。
接下来的流程快得像上了发条。
警方根据她的涉案金额和倒卖伪造票证的规模，提起公诉。
她涉及的假票数量累计超过五百张，涉案金额超过七十万。
虽然她大部分利润都是现金流转，但交易记录、证人证词、小美的举报材料、还有她在老城区强哥那里走账的记录，全都构成了完整的证据链。
法庭上，程青站在被告人席位上，穿着看守所发的那件灰色囚服。
她瘦了很多，头发被剪短到耳后，脸颊凹陷，那双死鱼眼看起来比以前更加空洞。
法官问她：“被告人程青，你对起诉书指控的罪名有异议吗？”
“没有异议。”她的声音平淡得像一潭死水。
最终判决书下来的时候，程青没有太意外。
“被告人程青，犯伪造、倒卖伪造的有价票证罪，涉案金额巨大，依法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两万元。”
她站在法庭的被告席上，听到“三年”那两个字的时候整个身体像被什么东西轻轻抽走了最后一缕气。
三年。
她一走就是三年。
她刚刚还清的那五十万债务，她刚刚攒下的那三万多块存款，她刚刚穿上的那件浅蓝色衬衫，她刚刚做好的那碗荷包蛋清汤面……
一切都像过眼云烟一样，在这一刻被一纸判决书彻底抹平了。
她很轻地闭了一下眼，然后睁开。
最后跟着法警走出了法庭。
押送她回看守所的囚车上，程青靠在冷冰冰的车厢壁上，看着车窗外省城那些高楼大厦从视野里掠过。
她想起自己当初从县城大巴上走下来时那种忐忑又充满期待的心情。
想起自己蹲在电线杆旁饿得啃手指的早晨。
想起在体育馆门口第一次卖票时手抖得捏不住钱的样子。
想起昨天清晨她在公园里晒太阳时那种轻松到近乎虚幻的畅快感。
那些日子，全部变成了法庭上的证据，变成了卷宗里一页页密密麻麻的铅字。
她闭上眼，把额头抵在车窗的玻璃上。
玻璃很凉，凉得像她没有知觉的心。
她在心里默默地数着：三年。
一千零九十五天。
她要在这段时间里，把之前所有的风光和自由重新花光。
再用没有任何遮掩的代价，去偿还她在法律边缘走过的那些夜路。
第二天，程青被正式转入了省城女子监狱。
高墙、铁网、穿着统一囚服的犯人、刺耳的哨声。
她被剃了板寸头，换上了暗红色的囚服，领了一套印着编号的洗漱用品。
她分配到的监室里有八张上下铺，床板硬得像石头，空气里弥漫着消毒水和洗衣粉混合的味道。
她走进监室的时候，几个床铺上的女人抬头看了她一眼。
她们的目光带着那种监狱里常见的探究和审度，随即又各自转开了视线。
程青没有跟任何人说话，找到了自己那张靠窗的下铺，把薄薄的被褥铺好，坐了下来。
窗外是一堵高墙，墙头上拉着密密的铁丝网，网外是一片灰蒙蒙的天空。
没有槐树，没有鸟叫，没有奶茶店门口那些叽叽喳喳的年轻女孩。
只有几缕初春的云，懒懒地挂在铁丝网上方。
程青看着那片天，把手放进了自己囚服的衣兜里，摸到了一团空荡荡的空气。
她的手机、她的钱、她的钥匙、她的自由，全都被收走了。
她盯着铁丝网外面的天空，嘴角忽然动了一下。
她用只有自己能听到的声音说了一句：“程青，你的人生还真是……一波三折啊。”
她说完，把被子展开，盖在了自己腿上。
初春的监狱里依然带着深冬的寒意，但她的脸已经不再有泪水了。
她像个被生活反复揉碎了又拼起来的人偶。
她安静地坐在那张硬板床上，等待七年后那个可能会更糟也可能会稍微好一点的未来。
窗外的天色，渐渐暗了下去。
程青靠在床头的铁栏杆上，微微阖上了眼。
2011年4月，程青失去了自由。
与此同时，在几百公里外县城的那个“刺青”店三楼里。
季柏正看着一张已经过期的手机银行卡转账记录，桌上的烟灰缸里堆满了烟蒂。
他像一头习惯了独处的黑蛇，依旧盘踞在那栋三层小楼里。
季柏日复一日地开门、收债、纹身，任由日子像流水一样淌过去。
两个人在命运的不同牢笼里，用各自的方式熬着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