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一点，中环一间私人会所的包房。
这种电梯要刷卡、走廊铺地毯、关上门世界都清静了的会所，以前风光的时候，一个月来好几次，冻蟹、卤水鹅片、蚝仔粥，蓝带，一模一样。不一样的只是——以前都是他签单，现在是别人请他吃。
太子宗衬衫袖子卷到小臂，正慢条斯理地拆一只冻蟹。
他不说话，程天朗也不说话。两个人就这么坐着，一个拆蟹，一个喝酒。
蟹拆到一半，太子宗终于停了手。把蟹钳往碟子里一丢，擦了擦手指，抬起眼。
“朗哥，咱俩认识多少年了？”
“七八年。”
“七八年。真是弹指一挥间，想当年你很风光的。阿玛尼，劳力士，十几个小弟跟你找饭吃。后来你老大横死街头，兄弟散的散，坐牢的坐牢，账全算在你头上。你一个人背了。”
“朗哥，你觉得我们这样打打杀杀下去，还有几年好活？”
程天朗晃了晃酒杯，没答。
“我老豆那辈人，”太子宗点了支烟，靠在椅背上，“讲义气，讲字头，讲地盘。砍人冲第一，坐监当回家。结果呢？除了我老豆，死的死，流亡的流亡，剩几个老家伙蹲在茶餐厅吹水，连杯冻柠茶都要人请。”
他吐出一口烟，看着程天朗。
“我不想走这条路。”
“八七股灾之后，好多上市公司只剩个壳，几百万就买到。我有钱，但我底不干净。证监会查起来，我连董事都做不了。”太子宗把烟灰弹掉，“我需要一个干净的人，替我站出去。你懂英文，会看账，以前风光过，见过世面，站出去像个人，也知道怎么跟那些穿西装的人打交道。”
“澳门新口岸，我拿了张赌厅牌照。合法的。装修搞好了，公司注册了，账经得起审计。差佬查你，连眼睛都不用睁。我要你过去坐镇，帮我把这盘生意做起来。你管账，我管关系。赚了钱，五五分。”
“太子爷抬举。”他把酒杯放下，“我一个靠女人养的废物，哪担得起这么大生意。”
“就是因为你现在这样，我才找你。你现在什么都没有。没字头，没大佬，没兄弟。一个人，干干净净。”
程天朗没说好，也没说不好。
“你想上岸，不想再砍人，但香港这地方，没人逃得掉。你就算是在庙街街口摆摊卖鱼蛋，一样要交保护费，一样要看人脸色。你以为你逃得出社团？你程天朗三个字，一辈子都是和义联的人。”
程天朗看着那碟冻蟹，沉默了很久。
“澳门那边，我人生地不熟。本地帮会——”
“我搞定。”太子宗打断他，“葡国佬、迭码仔、何先生那边，全部我搞定。你只管坐在这里，管住账目。”
“那要我有什么用？”程天朗看着他，“太子爷要个人管账，大把会计师排队。何必找我？”
太子宗没回答。
他掐灭烟，然后站起来，走到落地窗前。窗外维港灯火通明，对岸尖沙咀的霓虹灯倒映在海面上，一晃一晃的。
“你最风光的时候，处处与我作对，你最落魄的时候，我对你落井下石过吗？你知道什么叫风光，也经历了什么叫落魄，起起伏伏，悲悲喜喜，你担得住这生意。”
“你当真不想再打了？”程天朗看着他的背影。
“打够了。”太子宗转身回到座位上，“这几年死了多少人，进去多少人，你比我清楚。”
“那你手下那帮兄弟呢？他们愿意洗白？”
“不愿意的，继续看场，继续收数，那是他们的事。我只带愿意洗白的走。朗哥，我知道，你也知道，时代不一样了。九七马上到，共产党不是英国人，不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社团那套，吃不了几年了。现在不洗，以后想洗都来不及。”
程天朗把那杯酒重新端起来：
“赌厅叫什么名？”
太子宗与他干杯：
“新宝。新宝贵宾厅。”
程天朗点了点头。
宵夜过后：
“太子爷，这顿饭签你的单？”
“还没吃饱？随便点。”
程天朗没客气，拉开门，对门口的服务员报了几样东西：虾饺、豉汁排骨、流沙包、燕窝蛋挞、一盅杨枝甘露，打包带走。
服务员看了一眼太子宗，太子宗挥挥手，服务员便小跑着去后厨下单了。
等打包的功夫，太子宗又叫他“朗哥。”
“庙街那个妓女，随便玩玩就行了，还打包，你是不是有病。”
这时服务员把打包盒递过来。
程天朗低头看了看手里那袋点心，笑了笑：“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