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不过聪明一世的真宗皇帝晚节不保，糊涂一时，为了所谓的自尊心开始“东封西祀”，当然其中虽有王钦若的挑拨，但毕竟时真宗皇帝自己用人不当。
一个人做了一辈子的好事后，所有人都觉得你就应该做好事，就没有权利犯错，一旦犯错，最终的结果便是一错顶百好。
东封西祀搜刮了民脂民膏，富了皇帝和官员，却也苦了百姓，民间的舆论变开始一边倒。
当赵祯必须要承认，便宜老爹不光做了“东封西祀”的丑事，也给他留下了大量的财富和经济基础，可以说大宋在他的手上之所以有今天，还是和真宗皇帝离不开。
有了这些才有了赵祯后来的改革，有了后来的用兵西北和北伐。
否则燕云十六州绝不可能轻易收回来，真宗皇帝在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虽然在澶渊之战中大宋并未占到便宜，但三代人的努力最终给赵祯留下了基础，从太祖开始的封庄库，练精兵，到太宗的两战燕云，再到真宗皇帝的澶渊之盟。
才有了今天赵祯的气贯长虹，才有了赵祯今天的乾宇盛世。
即便是天下人都觉得赵祯才是大宋的中兴之主，才是为大宋逆天改命之人，但他自己却很清楚并非是一人之功。
这是三代人的心血，只不过他做的更多，思考的更多，改变的更多而以。
眼下时机成熟，辽朝改为契丹，大宋和契丹之间的关系早已是天下皆知，双方都欲除之而后快！
赵祯当然不会愚蠢到让契丹真的崛起后再动手，那时候就不是仁义而是妇人之仁。
之所以这么长时间放着契丹与不顾，一来契丹近在咫尺，唾手可得，二来塞尔柱人当初的东征确实让赵祯看到了威胁，至于其三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便是赵祯希望草原越来越城市化。
草原最大的苦难点便在于此，一个逐水草而居的民族没有多少固定的城池，大多以营帐为主，军事力量分散，极难一次歼灭之。
最多便是被汉家王朝向西北方驱赶，待休养生息后，待中原没落之时，再次窥伺华夏国鼎。
而萧挞里犯下的致命错误便是如同汉家王朝君王大多会犯的错误一样，搞起了休养生息，大搞经济发展，类中原之国法，仿汉家之遗风。
总结一句便是好的不学，学坏的，把汉家王朝的胆小谨慎当作了优点学习。
可有一点萧挞里不知道，汉家王朝和草原王朝有着本质的区别，双方之间从立国之本上看便完全不一样，之后的国情跟不一样。
这么做只会出现“画虎不成反类犬”的笑话！
不单单是国情不同，连带着人口基数也不一样，大宋有着庞大的人口可以支撑经济的发展，通过国内的市场便可以消化一大部分，而契丹人则根本做不到这一点，只能通过出口获取财富。
这就为契丹埋下了一条祸根，大宋完全有能力切断契丹的对外贸易，一旦没了出口的渠道，生产再多的货物都是自寻死路。
于是大宋北伐的第一战打响，长期驻扎在恒逻斯城一带的狄青并没有班师回朝，而是名正言顺的切断了契丹从西域出发的丝绸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