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迪的大学在爱丁堡，柳依在伦敦，隔着大半个英国的距离，大部分时候只能靠电话维系。
罗迪不喜欢发短信，他说文字是死的，听不到声音他会忘记她的样子。所以他每天晚上都打电话来，有时候是九点，有时候是十一点，没有固定时间，但每天都有。
柳依养成了一个习惯，把手机放在枕头边上，音量调到最大。
她会在写作业写到一半的时候停下来看一眼屏幕，会在洗碗的时候把手机搁在窗台上，会在深夜半梦半醒之间下意识地摸一下枕头边的冰凉外壳。
电话的内容多半很琐碎。
他跟她讲今天的课有多无聊，讲他同学做实验把实验室烧了一个角落，讲爱丁堡的冬天冷得能把人的耳朵冻掉。
她跟他讲今天去便利店打工的时候遇到了一个买了十罐猫罐头的老人，讲她的班级新转来一个学艺术的女孩。
都是很小的事，但她说的时候能听到他在电话那头轻轻的笑声，偶尔插一句“然后呢”，她就继续往下讲，一直讲到手机发烫才挂。
每个月他会来一次伦敦，坐最早的火车，到的时候柳依通常还没醒。
他就在她公寓楼下的台阶上坐着等，手里拎着两杯热可可和一袋可颂。柳依裹着睡袍下楼开门的时候，看到的就是他坐在晨光里，头发被风吹得乱糟糟的，仰起头来朝她笑的样子。
“你来了怎么不打电话叫我？”
“让你多睡一会儿。”
他站起来，把热可可塞到她手里，用自己冰凉的手背碰了碰她刚睡醒还热着的脸颊。
柳依被冰得往后缩，他就笑，笑完把她连人带睡袍一起裹进怀里。伦敦清晨的街道上还没有什么人，门廊下的他们两个像是一座小小的孤岛。
然后他们会在她的小房间里待一整天。
柳依坐在床上看书的时候，罗迪就躺在她旁边，头枕在她腿上，闭着眼睛听她翻书页的声音。她偶尔低头看他一眼，发现他的睫毛很长，在眼睑下投出一小片阴影，鼻梁的弧度在侧光里显得格外好看。
“你在看我。”他闭着眼睛说。
“没有。”
“你就是在看我。”
柳依伸手把他的头发揉乱，他睁眼抓住她的手腕，把她拉下来，鼻尖对上她的鼻尖。
他的眼睛在这么近的距离里变成了一片模糊的灰绿色，呼吸落在她的嘴唇上，带着热可可的甜味。他没有吻她，只是那样悬着，像在欣赏她脸红的过程。
“柳依。”
“嗯？”
“你在等我吻你。”
柳依说不出话。
罗迪得逞般地笑了一下，然后才把那个吻落下来。很轻，很短，像一片叶子落在水面上。
然后她们就会开始做爱——柳月珍一看到罗迪来了就会出门，柳依也从不问她到哪儿去了。
她只是任由着罗迪把体液几乎遍布她的小房间，像是标记地盘一样。
有一次她们在窗台做爱，伦敦的冬天把窗子蒙上一层雾气，柳依呼出的热气和因为内外温差产生的雾混合。
罗迪在内射她，她也潮吹了。
鬼使神差的，她在窗户上画了一个石头，把它涂满，露出窗外的一点点景色，她才发现柳月珍原来出门从来没有离开东区，她坐在深冬的伦敦公园的长椅上，静静的等待着。
那年圣诞节他带她去了爱丁堡。他租了一间小公寓，窗外能看见城堡的轮廓，下雪的时候整座城市变成一张黑白的明信片。柳依站在窗前看雪，他从背后走过来，把一条围巾绕在她脖子上，绕了两圈，把她整个人拉进怀里。
“冷吗？”
“不冷。”
他的下巴搁在她的头顶上，她能感觉到他说话时胸腔的震动透过厚厚的毛衣传过来。
窗外的雪越下越大，城堡的灯在雪夜里变成一团模糊的光晕，世界安静得像只剩下他们两个。
然后她们开始互相取暖，像是两片连绵的篝火一样纠缠在一起，水声，呻吟声，肉体拍打声，响彻爱丁堡的冬夜。
那条围巾她后来一直留着。
灰蓝色的，羊绒的，边角上绣着一个小小的鹰隼图案。
罗迪说是从他家里拿的，柳依没问那个“家里”具体指哪一栋房子，他也没说。
他们之间有一些话题是心照不宣的禁区，比如他的家庭，比如她的家庭，比如将来的事。
因为她太知道有些问题的答案不在语言里，而在一个人的沉默里。
罗迪的沉默不在他不想说的时候，在他刚刚挂掉电话的时候。
那时候他们通常刚吃完晚饭，她的小房间里飘着速食面条的味道，他那边是爱丁堡宿舍窗外的风声。
电话里他跟她讲今天教授说了什么冷笑话，讲室友又把袜子丢在了洗手间，语气轻松得像一个没有任何负担的人。
然后电话挂断。安静下来的那一秒里，柳依有时候会听到他叹气。
很轻，很短，像是吐出一口憋了很久的烟。那声叹息里有一个她从未见过的人——他的母亲，一个从未在任何对话中出现却始终在场的名字。
那个名字像一块被压在所有话题底下的磁铁，看不见，但扭曲了一切。罗迪从不提母亲喜欢什么、做过什么、对他说过什么，但那个女人就在那里，在这声叹息里，在他每次接完电话后短暂的空茫里，在他每次说“我得挂了”时那一闪而过的、被收回去的表情里。
还有他的家族。
德莱文。这个姓氏在伦敦的报纸上偶尔出现，通常在“房地产收购”或“慈善晚宴”相关的版面上。
柳依在图书馆的旧报纸架前站了很久才找到一篇——德莱文家族信托完成了某项资产重组，配图是一张模糊的远景照片，几个穿西装的人从一栋石砌建筑里走出来，面孔一个都看不清。她合上报纸，觉得这个姓氏就像那张照片一样，近在眼前，却看不清楚。
她从不问。
因为她知道问了会怎样。罗迪不会生气，不会沉默，他会笑着把她搂过去，用那种漫不经心的语气说“没什么好说的”，然后把话题转到今天的天气或者下周的电影。
那个笑容完美无瑕，但正是因为它太完美了，柳依才不敢碰。有些界限是看不见的，但你知道它在那里，像一扇没有门把的门。
你推不开，也无需去推。
他没有在社交媒体上放过她的照片。
他的账号是公开的，粉丝很多，发的东西很少——机车的侧面照，爱丁堡的雪景，一杯咖啡上拉花的纹理，偶尔一张乐队现场的模糊光影。
没有她。
柳依翻过一次，从最近翻到最早，一条一条地看，看完之后把手机屏幕按灭，盯着天花板看了很久。
第二天他来伦敦看她，从火车上下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两杯热可可，笑着朝她挥手。他没有提，她也没有问。
柳依把手机放下，看着他的笑脸，想，他说这是保护。
这个理由很好，好到她可以假装自己不需要更多解释。因为她害怕问出口之后得到另一个答案，更害怕连这个理由都没有了。
十七岁的柳依信很多东西。
她信他每次假期回来时带的那束雏菊——用报纸裹着，茎叶上还沾着水珠，他说是火车站门口买的，她信。
她信他在深夜电话里给她唱的那些民谣歌词，断断续续的，有些地方忘了词就用哼的，哼完说“这首歌讲的是一个水手和他等在家乡的姑娘”，她说好听，她信。她信他骑机车带她去白崖那天，站在英吉利海峡的风里，她问“我们以后会怎样”，他说“会很好”，她没有追问“很好”具体是什么，她信。
她甚至信他那次在摄政街天使灯下说的话。
那天是圣诞节前的最后一个周末，整条街被巨大的发光翅膀笼罩着，金色灯光把所有人的脸都照得暖烘烘的。她仰着头看灯，他站在她旁边看她的侧脸，他说，“等毕业了，我带你去看更远的灯。”
她问多远的灯。他说很远很远的。
她信了。
她信他是她的岸。
那段时间柳依的小房间里到了晚上只有一盏台灯亮着，灯光昏黄地打在二手书桌上，桌角的漆掉了露出底下灰色的木头。
她坐在桌前看书，耳机里放着他推荐的歌，偶尔走神的时候会盯着墙上那张手绘的伦敦地铁图发呆。
柳依在这座城市活了十八年，去过的地方却少得可怜。但罗迪带她去过的地方她全记得——北郊的山坡，白崖的海风，摄政街的天使灯，泰晤士河边的每一条长椅。
她想，这些地方就是她的岸了，伦敦就是她的岸了。
她没有想过自己只是一座岛。一座在他漫长航程中暂时停靠的岛，他在岛上休息、欢笑、留下过夜的篝火和空了的酒杯，但潮水一涨他就会走。
船总要出海，岛却永远在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