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莉莉明白了。不是因为病太重，是因为钱不够。
钱不够，所以留不住母亲。
钱不够，所以父亲的腰伤好不了。
钱不够，所以那个戴金丝眼镜的男人每个月都来，像一只乌鸦，等着啄食他们最后一点希望。
钱不够，所以他们随时可能失去这间漏风的工坊，失去唯一的家。
莉莉紧紧抱住怀里的铁皮罐头。罐头很冰，硌得她胸口发疼。
她要钱。
很多很多钱。
不是像岛上杂货店老板的女儿那样，要钱买漂亮的发带和糖果。
不是像码头船长的儿子那样，要钱买新玩具。
她要的是那种能让爸爸直起腰板的钱。
是那种能让戴金丝眼镜的男人永远消失的钱。
是那种……能让人不因为“不够”而失去一切的钱。
第二天，莉莉开始更努力地“赚钱”。她起得更早，去海边捡贝壳和漂亮石头，卖给偶尔登岛的游客。她帮渔夫补渔网，手指被粗糙的麻绳磨出血泡。她在码头上跑来跑去，帮水手们传话、搬小件行李，就为了换几个铜板。
每个铜板都被她小心翼翼地放进铁皮罐头里。投进去的时候，她会小声说：“这是给爸爸买膏药的。”“这是买柴火的。”“这是还给那个坏男人的。”
罐头慢慢变重了。但离“足够”，还差得太远太远。
七岁生日那天，奥尔森用废铁给她做了一个小小的吊坠，是一朵粗糙的小花。莉莉高兴了一整天，把吊坠挂在脖子上。但晚上睡觉时，她摸着吊坠，脑子里想的却是：做这个花了多少铁料？那些铁料能卖多少钱？
她为自己的想法感到羞愧，但无法停止。
钱、钱、钱。梦里都是钱币碰撞的声音，还有戴金丝眼镜男人翻账本的声音。
八岁那年，岛上来了一个马戏团。莉莉看着那些华丽的帐篷、闪亮的服装，第一次意识到：原来世界上有些人，可以活得那么轻松，那么鲜艳。他们不用为下个月的柴火发愁，不用为了一贴膏药省吃俭用。
马戏团离开时，莉莉追到码头，看着他们的大船消失在远处。海风吹起她的银发，她怀里紧紧抱着铁皮罐头，里面是她攒了两年的钱，依然少得可怜。
“爸爸，”她问，“怎样才能有很多很多钱？”
奥尔森正在打磨一把渔刀，闻言抬头看她。炉火映着他的脸，那张脸上有太多莉莉看不懂的东西：悲伤、歉疚、还有深深的无力。
“诚实劳动，莉莉。”他最后说，“靠自己的双手。”
莉莉点点头，但心里有个声音在说：不够。
诚实劳动，像父亲这样，一辈子敲敲打打，最后连腰伤都治不好，连妻子的命都留不住，连家都快要被拿走。
一定还有别的办法。
这个念头像一颗种子，在她心里悄然扎根。她开始更仔细地观察来往的船只，偷听水手们的谈话。她知道有些船做的是特殊生意，钱来得快，但危险。她知道有些人在黑市买卖东西，价格是岛上的好几倍。
但她太小了，什么也做不了。只能继续攒钱，一个铜板一个铜板地攒，眼睁睁看着那个铁皮罐头永远也填不满。
十岁那年，戴金丝眼镜的男人带来最后通牒。奥尔森跪下来求他，说再给半年，一定还清。男人冷笑着走了，说最后期限是明年春天。
那天晚上，莉莉看见奥尔森拿出那枚金属徽章，看了很久，然后开始收拾工具。他把最值钱的几把锤子、钳子包好，说要去隔壁岛接一个急活，报酬很高，但要去一个月。
“莉莉，你一个人能行吗？”他问，眼里满是血丝。
莉莉用力点头：“我能行。爸爸，你一定要赚很多钱回来。”
奥尔森拥抱了她，很用力。他的胡茬扎得她脸颊发疼，但她没躲开。
“这个你收好。”奥尔森把金属徽章放进她手里，“这是当初捡到你时，你唯一的随身物品。答应我，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要卖掉它。”
莉莉握紧徽章，再次点头。
奥尔森走了。莉莉一个人守着工坊。白天她继续捡贝壳、补渔网，晚上就抱着铁皮罐头和徽章睡觉。她数着日子，一天，两天，三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