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星他很少说自己的事，觉得在何殊意失意的时候，说了不合适。所以他总是倾听，安慰，偶尔给些建议。
但他会想，何殊意有没有真正关心过他的生活？有没有想问他这些年过得怎么样，开不开心，累不累？有没有注意到，为什么那个曾经跟在他身后，贪心想多吃点烤鸭的姜星，现在已经可以轻易借给他三万块钱了？
好像没有。
何殊意只是在需要倒苦水时找他，在需要帮助时找他。
如同对待树洞，对待取款机。
就像现在。
八月份，何殊意还了五千块钱。附言：“先还一部分，不好意思。”
姜星回复：“好。”
九月，他又还了四千。十月，三千。十一月，两千。还钱的速度越来越慢，金额越来越少，脉搏渐渐力竭。
十二月的一天，何殊意发来消息：“抱歉，姜星，这个月客户又拖着，过完年一起还行吗？”
“行。”
“谢谢。”何殊意发过来一句让姜星盯着咂摸了很久的话，“星星，你知道吗，你是我唯一还能开口借钱的人了。”
姜星心里五味杂陈，他该荣幸吗？荣幸于自己成了何殊意落魄时最后的退路，还是该悲哀于他们的关系，到头来竟只剩下这点单薄的转账往来？
二零二二年，何殊意终于还清了最后一笔钱，姜星已经是财务总监了，看他发来：“这段时间谢谢你。”
“不用谢，缓过来就好。”
“等疫情过去了，我请你吃饭。”
“好。”
但两个人都知道，这顿饭遥遥无期。疫情反反复复，上海北京都有零星病例，出行要核酸，要隔离，要各种码。见面太难了。
而且，即使见面了，又能说什么呢？
聊何殊意失败的婚姻和被掏空的钱包，聊姜星升职加薪却依旧独身的这些年，还是聊已经遥远得像个梦的，西安出租屋里的冬天？
时间把他们塑造成了完全不同的人。何殊意不再是骑着二手自行车，衬衫鼓胀的少年，姜星也不再是患得患失的暗恋者。
他们只是两个在各自生活洪流里挣扎的，疲惫的中年人，偶尔在线上互相取暖，说几句加油啊，保重啊，会好的，但早已走不进对方的世界了。
那扇门或许曾在西安的冬天里短暂炽热地敞开过，后来，它关上了，现在更是连钥匙都无处寻觅。
春节前，持续了三年的管控政策，终于正式转向。一个时代仓促地画上了句号，留下满地复杂的烟尘。
姜星收到何殊意的祝福，终于不是群发的：“姜星，新年快乐，希望2023对我们都好一点。”
姜星回复：“殊意，新年快乐。”然后又发了一个红包，一百八十八元，图个吉利。
何殊意领了，说：“谢谢老板。”加了个咧嘴笑的表情。
姜星正和父母还有姐姐一家在欧洲旅游过年，户外大雪纷飞，他们围坐在一起喝酒吃午餐。
二零一一年的冬天，西安也下着这么大的雪，总在感冒的他挤在公交车上，深一脚浅一脚地踩在积雪里，赶回那个当时还活着的小房间。
那时候他觉得，冷也好，累也好，穷也好，能和何殊意住在一起，就比什么都强。
他好幸福啊。炒饭的油烟味，热得快烧水的声音，另一张床上传来呼吸。
现在呢？
现在他都站到这里了，多少人一辈子也未必能在北京买房，他做到了，他在行业里有名有姓。
但他还是会想念何殊意。
更准确地说，想念曾经那么用力喜欢过别人的自己，愿意用全部的爱意去换一个可能性。
雪花像时光的碎片，像所有逝去就不会再来的时刻。它们覆盖了此刻，也覆盖了记忆里的西安。
姜星举起手中的酒杯，对着虚空轻轻一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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