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这个习惯，一直延续到了前世他出事当天。
图书角里的日期并不新鲜，最近都是前天的，余兰英觉得她应该看过。但那已经是前世的事，隔了几十年，她已经不太记得报纸都刊登了什么新闻，于是拿上几份报纸，坐到女儿身边翻阅起来。
她拿起的这份报纸，头版头条是国家机关首次面向社会公开招考公务员的新闻。报纸上说这次招考只有四千多人报名，最后录用了四百九十人。
看到这新闻，余兰英不由想到一个词——时代红利。
在她重生以前，每年报名公务员考试的人已经超过百万，但录取比例却越来越低，想要成功上岸，必须过五关斩六将。
和那一代人比起来，他们这一代似乎吃尽了红利。
但这种红利和她没有关系，这时候公考要求再低，也需要高中学历。但她这一辈的女孩，尤其是农村女孩，能上高中的并不多。
她的两个妹妹能一个中专，一个大专毕业，是她供的。
因为自己遭受了不公，所以她总希望跟她同性别的妹妹们，不要步上她的后尘。为此她努力赚钱，和父母吵架，顶着压力送她们上了初中。
那时候她没想过要回报，但因为发生变故前，她们跟她联系更紧密，每次逢年过节回老家，也都会特意来探望她。
所以她总觉得她们是感恩的，她的付出也是值得的。
谁想变故发生后，她上门借钱，她们避之不及。她被人骚扰，她们也都站在父母一边，劝她跟了李平坤。
不，她们不是站在父母那边。
他们只是统一了阵线，想从她身上继续吸血。
往事已经不可追，如今她再后悔也没有用，能做的就是想办法度过眼前的难关，抛却这里的人和事，去过自己的日子。
话说回来，虽然她吃不到考公红利，想吃其他红利不难。
如果能带着上百万到沪市后，她完全可以多买几套房。
而且前世她都能靠摆摊卖早餐，在沪市买下一套房，并开出好几家早餐店。这辈子有钱有先知，不把生意规模翻一倍，实在说不过去。
当然，这一切的前提，是顺利卖掉股份。
而这，恰恰是他们当前面临的最大难题。
余兰英边在心里捋着他们制定好的计划，边翻动着报纸，直到一则传销有关的新闻进入眼帘，她才停下手里的动作。
随着改革开放，一系列的不法敛财手段也跟着出现，其中名气最大，变种也最多的无疑是传销。
而截止到今年，最大的传销案例，要数八十年代末，日本某公司偷渡到深市，以传销方式销售磁疗保健床垫。[1]
不过这家公司虽然是八十年代末潜入国内的，但他们进一步扩大传销规模是在去年。
也因为规模扩大，让更多媒体关注到了这场骗局，所以这一年里，时不时有相关曝光见报，到这个月，国家更是发布了《关于制止多层传销活动中违法行为的通知》。[2]
余兰英手里这份报纸，正好刊登了这则通知。
除了这则通知，还有报道详细分析了传销的根本原理，即传销并非依靠产品或服务的真实价值来交换，而通常是利用拉人头发展下线的方式获取收益。[3]
因此，传销本质上其实是“庞氏骗局”的变种。
提到庞氏骗局，余兰英不免想到前世看过的一部电影《金手指》，这部电影以港城一桩奇案为原型改编拍摄。
而电影讲述的，是一个一文不名的人，通过虚构巨额财产结识名流，并成立公司，买下一栋大厦。之后他借着名流担保，大肆炒作这栋大厦，借此抬高公司股票价格，攥取了大量资金。
回忆起这部电影的剧情，余兰英有点打开思路。
这不是说她起了歪心思，也想走上不归路，而是她想到，也许她和邢立骁，也可以通过虚构出一个靠山，顺利卖掉股份。
在卖股份这件事上，余兰英其实并不担心没有买家。
不管在什么年代，煤炭都是重要资源，而买下一座煤矿的股份，等于买下一个聚宝盆，以后不说能躺着收钱，但赚的肯定不少。
要不是他们担心惹出祸端，都不用特意来城里找买家，在家放出口风，就会有人排着队上门谈判。
但手里拿着这么个聚宝盆，不惹出祸端是不可能的。
他们不但进了城，还要精心挑选买家，以期能挑中一个有良心，不会中途过河拆桥的人。
可指望别人有良心，终究不如自己手握主动权。
而且买家有良心，村里那些干部却不一定会有良心。
虽然协议规定了，第一个发现煤矿的人可以得到一半股份，但真到那一刻，村里干部要翻脸，棘手的事也不会少。
别的不说，他们和买家商量好卖股份，村里干部伸手卡一道，就够他们喝一壶的。
所以余兰英觉得，在这场和股份交易有关的谈判中，他们除了要在买家面前扯东平村人这面大旗，在村干部面前表现得和买家特别铁外，还需要再引入一个靠山。
而且这个靠山，必须要让村里干部们有所顾忌。
可问题又来了，她和邢立骁都是土生土长的新平人，村里人对他们各自的家庭情况可以说如数家珍。
她不用说，祖上三代贫农，五服之内都找不出有权有势的人。邢立骁祖上倒是有钱，但邢家早败落了，且从他外公这一代起，三代都是独生。
他们亲戚中别说靠山，就算想扒拉出一个能虚构呈靠山的人都不容易。
唔……也不对。
邢立骁母亲这边虽然没有虚构的余地，但他父亲那边发挥空间不小，别的不说，他那个渣爹就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