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份名叫“兰计划”的，日本人筹备接洽并诱降的中国将领及高官名单。
她并不是重庆的正式特工，如果硬要说，只能属于一个叫做“飞鸟”的半拉子后备组织。
四年前，参加完父亲的公祭大会，目睹山河沦陷后满腔的抗日热情，在战争中失去至亲的悲愤，和极力想要摆脱身为中日混血面临的质疑的她，找到了父亲的朋友，也就是军统局局长。
那位有着突出颧骨和锐利眼睛的叔叔，实在拗不过亡友之女的一再恳求，才许她签下了一份申请。
“飞鸟” 只接受过最基础的特工训练，平时也和普通人无异。也只有在当地组织全都撤离、死亡或者失去联系时才会作为”万不得已”的选择，以事先安排的新身份开启特工工作。
为保密和安全需要，这些不在正式编制的“飞鸟”们不但不知道自己的上线，就连接头人都需要他们自行联系见面，对方收信后会按组织提供的照片亲自确保是本人，再当面递交情报。
而俞琬这只“飞鸟”被启用，一切都起始于去年在柏林家中收到的一封有着特殊记号的水电单。
她并不知道对方是谁，但上面用隐形墨水写的数字，如果用组织给的密码本翻译之后，则是一份名单，一份包含着拟策反各地军阀头目和国民党高层名字的，能影响远东战局的名单。
这也是既1940年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实施梅计划，成功诱降国民党第二号人物汪精卫后，即将发动的第二个大型“以华制华”行动。
“兰计划”的启动时间，正是今年五月。
她不知道为什么这样重要的情报偏偏会出现在千万公里外的柏林，而不是南京、上海或者东京，但她知道那个神秘人联系到她，是真真的万不得已。
自从1942年德国正式承认汪伪政府，重庆政府大使馆不得不整体撤离，外交官也随之遭到驱逐。盖世太保作为“见面礼”，逮捕了所有以外交身份从事情报工作的中方人员，这其中也包括了军统局原本在德的正式特工。
她手头只有兰计划里那13个名字和密码本——都记在脑子里了，她只知道接头方的巴黎通讯地址，看名字，是一家华人经营的丝绸贸易商行。
自从1938年欧洲战事初起，柏林的国际电报通讯就受到盖世太保的严密审查，她原本是为了避免消息被拦截的风险，也为更快找到接头人，才选择自己直接去巴黎的。
后来辗转到了波兰军营，这里和集中营一样采取封闭式管理，连只鸟都飞不出去，她前段时间还偷偷去放军事电台的营房外转了几次，却发现那里全天候有人把守，她根本无法接近。
她也一度想过依靠与克莱恩的关系。
他是喜欢自己的，她知道，但他也是纳粹党卫军，一旦被他察觉到她利用他，她不敢想象会发生什么。无论是被交给盖世太保还是被扔回集中营，总之，他会不要她的。
那么如果能通过华沙市内的电报局联络接头人呢？
俞琬在一家咖啡馆坐下，透过落地窗望向对面的电报大厅。本应该熙熙攘攘的地方门可罗雀，墙壁上挂着巨大的卐字旗，穿着黑制服的士兵们端着枪来回踱步。
每个人在进门前，都提前拿出证件接受身份检查，而柜台的那一头，则是两个盖世太保仔细核对着每一份电报的内容。
“小姑娘，你是想发电报给家人吗？”是蹩脚的英语。
邻座的银发老太太见到这女孩的东方面孔，一看就是留学生模样，便想到了自己在维也纳学音乐的小孙女。
俞琬赶忙摇了摇头。
“我孙女在维也纳，可我们已经三年没听到她的消息了。” 她低声道。“我们这样的普通人，是不被允许给国外发的电报的，连写信都不行。”
因为会被那帮狗纳粹当成抵抗组织秘密串联盟军势力的渠道，老太太没再往下说。
俞琬的心凉了半截——这里的情况只比柏林更糟。
华沙春日的天气瞬息万变，女孩垂头丧气地打算走回裁缝铺，那是和司机事先约好的地方，全然不知外面已从晴空万里倏然到了乌云大作，天不一会儿就黑下来。
伴随着一阵轰隆隆的雷声，如瀑大雨顺着狂风哗啦啦落了下来，俞琬这才发现自己没带伞。
女孩踩着水花，沿着街道旁的遮阳蓬一路小跑着，终于到了裁缝铺对面，可面对着面前如帘的雨幕，她发现自己还是过不去了。
刚刚跑得太急，她现在只能弯下腰，双手撑在膝盖上喘着气，裙摆随风雨飘曳，露出洁白纤细的一双小腿。
不知何时，面前的雨幕突然消失了，俞琬有些奇怪，她缓缓直起身，看到一个身着灰黑色制服的男人站在她身旁，手上稳稳撑着一把黑伞，眼神却带着一丝难以捉摸的意味。
他没有说话，那只带着“sd（秘密警察）”袖标的手，只是十分绅士地将伞向她倾斜，雨点打在他的银线肩章上，浸湿了布料。一辆黑色轿车停在街边，他应该是刚从那下来。
德国入侵波兰后，波兰的通信系统被全面接管。民间电报的发送和接收都受到盖世太保和军方的严密监控。普通民众几乎无法发送电报到外国。只有经过特别许可的个人或机构（如德国官员、合作企业或中立国外交机构）才能发送国际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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