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澜的冬天不下雪，只偶尔下雨。
雨落下来，被冷风一吹，结成薄薄的冰，凝在路边砖缝和水泥台阶之间。老城区的店铺老板好心，会把烧剩的煤渣洒在石板上，省得上下学的学生摔一跤。
多伦多的冬天下雪吗？于是拿出手机来查天气，零下十二度，果然是白茫茫的一片。
湖滨边的白雾、封冻的电车轨道、陌生人围着围巾匆匆走过。江燧说，冷也没什么，可南京的冬天有令人讨厌的雾霾和狂风。那几年雾霾严重的时候，站在图书馆窗边连对面的教学楼都看不见。
人间没有理想国，时之序说。只有火烧到叁百度、一百五十度的、以及七十度的炼狱。
十六、七岁的时候正是最有自己观点、又最想要发表自己观点的时候。
其实青春期的小孩很多都是这样，她也不特别。
特别之处是，没有人想听她说话；或者说，她认为那不是真正的倾听。
每次考试之前，时之序都要给自己做一番心理建设，因为她要被迫沉默、被迫压抑所有复杂而真实的感受，只能在选择题里圈一个她从未真正相信过的标准答案。
她最讨厌的是政治。那些预设了社会全部真理的判断题总让她发怔：关于“和谐社会”、“积极进取”、“青年责任”……明明每一句话都听上去没错，却也都不完整。她曾经试图在大题里补充一些自己的观点——写青年不是非要奋斗才有价值，写她在公交车上听到的工人聊孩子读完初中就去广东打工的对话。
但是那也没什么意义，除了让连续写了叁小时的手腕和腱鞘更加疼痛，别无他用。
语文作文也不比政治好多少。她原本是喜欢写议论文的，但很挑题目，因为只要材料的导向性太强，她就一定会偏题。偏题的结果是低分。
其他科目倒谈不上讨厌了。有一点喜欢地理，但不多。
可低分又怎么样呢？有一天时之序突然问了自己这个问题。
她开始观察班里成绩倒数的同学。面色、情绪与她并无二致——疲倦、焦虑、沉默寡言。偶尔放声大笑，笑完就回到正轨。
时之序当然不至于蠢到不明白分数直接决定了能不能、上怎样的大学。那些“提高一分、干掉千人”的红底白字横幅挂满了岭澜二中教学楼的立面，还有一整面墙是用来展示年级前一百排名榜的。
她的名字只离开过一次那个榜单。于是放榜那天是她第一次失眠，准确来说，彻夜未眠。
她不怀疑要考高分，只是接着问，上了大学、甚至是好大学，然后呢？
找到好工作。
又问，然后呢？
找个男人，结婚，生孩子；或者离婚，或者不离婚；退休，变老。
死去。
还是问，然后呢？
“未知生，焉知死”。
言外之意是死了之后的事情连圣人也不知道，所以提问要到此为止。
于是她真的不再继续问了。
但那些问题是可恶至极的强盗，偷走了她的睡眠、健康、和本就不多的快乐。
那晚坐在天台上，她望着整座城市昏黄模糊的灯光，一点都不觉得悲伤，只是异常平静地记录着：她怎么这么倒霉，不是转世苏格拉底，也不能成为一只快乐的猪。
江燧忍不住低声回应道：“原来我是一只闯入雅典学院的快乐的猪……”
时之序笑着摇头，她不同意。
她也有自己的盲区，这一点是她过了很多年才认识到。
“我们从来没谈过关于钱的事情，对吗？”她问。
江燧想了想，确定地点头。
那时候他几乎每天都在为钱发愁，去游戏厅打工，或者帮人打架追债，由此结了仇人受伤，去医院也得花钱。上大学更是了，也要花钱。他高考完的暑假进了珠海的一家电子厂干了两个月，才买了第一台笔记本电脑。
“这就是我不知道、以为不重要，但其实很重要的事情。”
她说。
世界从来都是那个世界，但是人们如何理解和阐释这个世界的方式是千奇百怪的；但也正是这些方式，分割了人群，定义了“我们”和“他们”。
她不觉得自己为钱发过愁。
钱虽然不能买来自由，但自由却常常为了钱而卖掉。
“我以前总觉得自己是被压抑的、受限的。”她轻声说，“但那种受限，是精神和情感上的，不是生存上的。”
“所以，你觉得很愧疚？”江燧接了她一句。
她有些震惊于他的敏锐，沉默点头。
江燧目光很深地望着她：“但那些问题也很重要。”
当然。
人为什么要活着，活着的意义是什么，人应该成为什么……
天哪，太重要了，为了回答这些问题，人们应该已经写了超过一万本论着和故事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