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然这件事如果发挥一番，是足以对御史大夫崔隐甫造成一定的恶劣影响和伤害。但实际上跟崔隐甫的关系远没有张洛所表述的那么紧密，崔隐甫毕竟是前任的河南尹而非现任，而且究竟是河南府的谁决定让周良背这黑锅，张洛也根本就不清楚。
他夸大其词，只是为了要引起武惠妃的兴趣，令其误以为可以借此插手外朝人事，最好是争取一个让其将自己引荐到唐玄宗面前进行陈述争取的机会。
只是相对于张洛一个半大小子的一面之辞，武惠妃当然更加相信张家多年积累的政治资源，做出这样的建议，张洛并不意外。
他也相信只要这件事回家一说，张均等人必定会如获至宝，抓住这一机会对崔隐甫大作反击，事情真相如何并不重要，现在他们只需要声量比崔隐甫他们更大。如果再配合武惠妃在内廷的干涉，可能还会打出一套组合拳。
可如果真的这么做了，那才是把路给走窄了。因为他们全都领会错了这一次政斗的本质，搞错了需要应付的真正对象。
后世针对开元十四年的这一场政斗，以及开元时期其他的中枢斗争，有一个观点用于总结和概括，即文学与吏治。
这种观点认为崔隐甫、宇文融等吏治人士，巧妙利用开元十四年的这一次攻击，一举拿下了张说这个文学领袖的执政之位。
这种观点怎么说呢，稍得其形，未得其真。这场争斗的真正原因，以及开元时期其他的中枢斗争，核心只有一个，那就是唐玄宗本身的意志。
开元十三年的封禅大典，主持此事的张说可谓出尽了风头，以至于自此以后老丈人都有了一个新的代称。
而本该作为封禅主角的唐玄宗则就非常不开心，随其一行登临岱顶的供奉官们多是张说亲信，甚至可以说如果当时张说在泰山顶上心生歹念的话，唐玄宗下不来都有可能！
所以封禅结束之后，唐玄宗先以伶人戏之，之后又质疑选司铨选不公，受宇文融密奏任命大臣分十铨选士，吏部尚书、侍郎都不得干预。
作为宰相的张说自然也被排斥在外，由此也令张说与宇文融这个朝中新贵的矛盾达到了一个顶点。
之后唐玄宗又刻意将张说所排抑的崔隐甫任命为御史大夫，两名御史中丞宇文融、李林甫皆侍中源乾曜所亲而与张说不协，可以说是把“我要办他”明晃晃的写在了朝堂上！
所以崔隐甫是什么人？他是皇帝手里的一把刀！
如果张均等人找借口发动党羽对崔隐甫进行口诛笔伐的攻击，那就是在挑衅皇帝，你这把刀不够锋利！
哪怕暂时能够缓解一下张说所遭受的攻击，然而皇帝在意图没有达成的情况下，下一把刀究竟是个形容词还是名词，那就不好说了！
其实唐玄宗在对某个执政大臣感到厌倦的时候，通常都会刻意做出一些冷落其人面子、故意令其难堪的行为，姚崇、宋璟等都曾有过相似的经历。
张说如果识趣，也应该在唐玄宗几次暗示后主动的表示引退，不至于拖到现在被动体面。
事到今日，有的事情其实已经是注定了的，越是拼命想要挽回，越是适得其反。
武惠妃向来拎不清，张均也不是个聪明人，张洛自然不可能伙同他们一起作死，但是眼下他人单势孤，又必须要借重一下武惠妃的能力，也只能言不尽实的稍作诱导。
且不说让张家去攻击崔隐甫并不可取，即便此计可行、能够让张家摆脱危难，在张均的主持下张洛能获得怎样的回报，也是不必抱有太大的期望。
所以在略作思索后，张洛便又说道：“惠妃关怀少类，不忍我出面受人诘责刁难，此情铭感肺腑。只可惜我在户中却难享亲长如此关怀爱怜，若是归家告知此事，恐怕也要难免受迫行事。
怀此忧虑，所以先来求教惠妃。既然惠妃也持此见，那我便归告家君。只是希望我在受迫行事时，惠妃能够伺机庇护一二。
我无惧身之存否，但却怕事情难成，更害怕惠妃这一番赐教体恤随事而隐、人莫能知。”
当第二天牛贵儿再将张洛此言进告于武惠妃时，武惠妃听完后也是不免沉吟多时，而后叹息道：“之前觉得他急公好义、但却失于轻率莽撞，今听此言也是一个沉静内秀之人。
日前所遇，瞧他母子也是际遇甚薄，此番张家为了满门的安危，倒也不会可惜舍弃这样一个庶子，逼他以身犯险，对崔大夫极尽诋毁。他之前不敢告于家人，原来也是怀此忧虑。
我教他归家述事，或是给他指点了一条死路。纵然张令公因此而得免，是儿涉此凶险事中，恐怕难以保全。到时我不只错害了这孩儿，人也不会知我曾经用智于此，张家理亏情亏，更加不会领认。
事情不能先经张家，需我先作筹谋，如此事成后，张令公想不认领这一份情义都不可。但那崔大夫又声势太凶恶，我贸然引此孩儿还是太险，涉事太深，不好抽身，他可真给我出了一个难题啊……”
她这里愁眉不展、苦思无果，浑然不觉是被自己这小外甥用一件没影儿的事给钓成了翘嘴。这小子信口开河，武惠妃却为了该要如何稳妥的为其牵线搭桥而操碎了心。
她固然考虑更多还是确保自身的稳妥，但只要行动起来，也不能对张洛的安危全无顾虑。如果搞死了张说的孙子却还没把事做明白，那就是真的偷鸡不成蚀把米了。
张说和宇文融的矛盾常常被解读为政见不同、乃至于路线之争，这也是文学与吏治的一种视角。张说在开元九年回朝拜相，宇文融同样在开元九年上书首倡括户括田，即张说在担任宰相期间，宇文融的相关改革一直在推进且加深，未见来自中枢方面的阻挠。甚至张说之子张均、亲信李憕，都先后在宇文融的领导下担任括户、劝农等使职。二者矛盾激化是在开元十三年封禅结束之后，尤其宇文融主动介入核心的铨选人事权的争夺中，引发张说强烈的不满与反击，遂有“辄引大体廷争”的表现，是权力的斗争，而非主张和政见的冲突。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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