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他又站了起来。“坐着说，慢慢说。”皇帝期待，并且鼓励。
李三才正好再谢个恩，拖延一下时间。
又是上来就问症结，相当于要先承认漕河就是有病。
总督漕运的人如果说不出个一二三四，那还“贤能”吗？
可那些症结说了又有何用？说得多深？
“臣窃以为，漕河症结有五。”
御前奏对就是这样，一问一答之间，节奏快，支支吾吾就是大问题。
李三才的大脑飞速运转，语气显得凝重，这样语速能够慢一点，给自己争取时间。
“其一，河工之难。”他决定首先把问题推一个到总理河道衙门，“水无常形，旱涝不一。漕河贯穿南北，地势高低不平。此处淤积，彼处溃堤。河道衙门每年虽用了许多财力物力人力，漕河还是免不了要限于水情、天时，不能往来无阻。”
说着这些时，他或者看看皇帝，或者看看其他人，是一副正在剖析情况、交流想法的架势。
实则是看大家的反应。
但大家都是合格的老演员了，并没有明显的反应让他捕获到什么有用信息。
神情体态写满四个字：不置可否。
“……其二便是要冲之阻。过江、过淮、过山东，一是横渡大江之险，一是大河入淮处之淤，一是山东地势之高，这三处要冲，常常阻塞。长江天险无法可想；潘季驯治黄淮虽功德无量、淮安附近仍是水情莫测、久则淤积；至于山东，或者难于取水，或者患于黄河溃水。只说最近这些年，臣下们就想了不少法子。”
他如数家珍一般，先说起具体例子来：“万历二十一年，总河舒应龙在微山湖东开渠四十五里连通泇河，既可济漕河，又可泄洪蓄水。然渠道窄浅，不能行船。万历二十五年，总河刘东星再疏泇河，去年又奏请加宽挖深，未能得旨。泇河若能通行，至少能有三四成船只不必借黄行运……”
朱常洛默默听着。
潘季驯已经去世六年了，他主持的治河工程，前不久不是又被他翻出一桩旧事吗？清河口仍旧淤积，像是佐证了李三才的说法。
但他说的这两条，都属于客观问题。
不能说不对，但只能说根本还是在泛泛而谈。
把这些当做症结去解决，无非是朝廷又要去天量的银子还不一定能成功。
“……其三，运军之怠。”
李三才看皇帝始终没什么反应，终究还是说到了人的方面。
这一次，大家给了他反应，都看向了他。
包括王承勋。
于是李三才只看着皇帝，沉重说道：“臣身负漕运之重，提督漕军军务，时感有心无力。运兵佥派，难；将官克扣、逃卒众多，难；地方征役难以推脱，难；漕船败朽、造办修缮不力，难；运兵众多，俸粮行粮巨耗，难。”
李三才连说五个难，语速加快了一些。
“其四，钞关之险。自南往北，七大钞关，漕船、民船都要查验。大天官当面，自知此等关津所在，吏治极难。官吏既少，诸闸为隘，这是天险要冲之外又阻运河通畅的人险。但若撤了钞关，朝廷财计又少一大笔岁入。”
“这最后，便是南粮之远。”李三才最后一句话最简单，“只能南粮北运，漕河诸弊，病灶就是这四字。”
因为要南粮北运，为了保证时效，所以南直隶和三省田赋要南京户部就近代征。
因为还要保证稳定送到，所以要养着漕军，要养护河道、漕船。
朱常洛这才点了点头：“漕台所言，足见深明漕河精要。京师在北面，九边要守土，粮食只能从南面运来。这一点是病灶，那这漕河弊病就只能治标，治不了本。道甫，你既明其害，可有对策？”
“……臣愚钝，徒见症结，束手无策。漕河牵一发而动全身，两百年来圣君能臣都没有好法子，臣在淮安也只能勤勉谨慎，不敢寸进，还望陛下恕罪。”
李三才知道皇帝可能是有心解决问题的，遮洋总不是要改制为商吗？
但漕军在册十余万，漕河沿线百万百姓已经找到了各自的位置、靠着如今的漕河体系生活，李三才并不看好皇帝和朝廷能拿出什么有效的办法。
这是既与天斗、又与人斗的难题。
再次迁都南京，自然不必这么极限依赖这条漕河了，但那又意味着广袤的北方远离中枢。边防不可废，封疆大吏和边疆重将的割据隐忧，皇帝能够接受？
现在就是这种格局，皇帝在北京，北方相对稳，江南就自恃赋税、朝廷不得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皇帝也不能既要又要！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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