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拉开了书柜门，从里面取出了一个倒扣的相框，摆在了我的办公桌上——相框里是我和赵星几年前的合照，我们面向镜头，笑起来的弧度简直一模一样。
我看着他的照片，开始想念他这个人了，倒也不委屈自己，直接用手机拨通了他的电话。
电话只响了一声就被接起，赵星问我：“到单位了？”
“到了，”我坐在办公椅上，转了一个圈，“刚翻到了和你的那张合照。”
“去扬州的？”
“嗯。”
“等过段时间休假，我们再一起去那边玩玩吧。”
“好，可以去搓澡。”
“我记得你很喜欢‘水包皮’。”
“麻辣小龙虾也不错。”
“可以去高旻寺。”
“那边总是很灵验。”
我们聊了一会儿旅游的事，有人敲响了我办公室的门，我不得不中止了对话，起身打开了房门。
门外是我的白师兄，他进门后，说的第一句话是“小王调走了”，第二句话则是“你要不出国交流一年”。
我知道他一直拿我当弟弟，才会直截了当地和我说这么两句话，他担忧我的情感状况，也担忧我的前途事业。
正常人应该听他隐晦的建议，离赵星远一点，离研究院的是非远一点。
可惜，我不是什么正常人。
我既不想离开赵星，也不想什么都不要，就这么灰溜溜地躲到国外。
这个世界的聪明人很多，白师兄勉强也算一个，他能看出来我进去的背后有黎院长的推波助澜，自然担忧我会再次成为黎院长的棋子，被卷进更深的漩涡里。
我想了想，说：“我还要做最年轻的院士呢。”
白师兄硬生生被我气笑了，他说：“老师给你画的大饼，你倒是也信？”
“为什么不相信呢？”我转了一圈手里的笔，“人总是要梦想的，万一实现了呢？”
“崔明朗，你什么时候信这玩意儿了？”
“和我老公学习到的，永远乐观，永远积极向上。”
“你老公和这两个词没有一点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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