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完招牌之后，我们坐在包厢里起草牛红梅的征婚广告，我们在征婚广告里用了两个形容词：貌若天仙、身材苗条。喜欢文学，成为牛红梅的爱好，打羽毛球是她的特长。牛红梅被我们写得面目全非。写完之后，刘小奇在上面加盖了他们公司的公章，并掏了100块钱，到邮局把广告寄往北京发行量最大的一张报纸。
我们像期待共产主义一样，期待那一则征婚广告的回音。一个月之后，牛红梅开始陆续收到应征者的信件。她对这些信件感到莫名其妙。她举着那些参差不齐的信封问我，这是怎么一回事是谁的恶作剧她已经看到了那一张刊登她征婚广告的报纸。她说她看到那一张报纸时，她的脑袋里轰地响了一下，好像是谁拿电棒敲了她一下。她发现财务室的所有同事那一刻都盯住她，她的脸像火烧着那么烫。她把她们工厂里几订有那份报纸的办公室、车间清理了一遍，把那张报纸偷了出来。
牛红梅说翠柏，你知道吗你们这是犯法，你们想要我犯重婚罪吗
从此牛红梅再不正眼看那些信件，她把它们丢在沙发的角落。每个周末，我都把那些信件小心地剪开，看男人们如何向她表白爱慕之情，如何向她掏心挖肺。偶尔从信封里滑出一两张男人英俊的面孔，我就拿到牛红梅的眼前，晃来晃去，想让她为他们打分。
但是任凭我怎样晃动，她都不看。只要我手里拿着照片走向她，她就提前闭上眼睛。她闭上眼睛时，眼角堆起许多皱纹，从皱纹堆叠的程度，可以判断出她是在用力关闭眼睛。
由此也可以推断，她对眼睛的诱惑坚决抵制。
我对于来自北京的信件充满好感，我认为那里的人品质优良，诚实可信。事实上，十多年来，我把北京一直当作我的心脏，它供给我血液和思想。但是没有北京的应征者给牛红梅写信，他们的条件大都优越，不屑于在报纸上寻找配偶。只要北京的男人们一招手，天下的美女都会拥进京城。在一天又一天的盼望和遐想中，我终于盼来了四封来自北京的求爱信。
第一封信的主人寻问牛红梅是不是处女第二封信的主人抄袭了当时极其流行的一首情诗。第三封信的主人说冬天快到了，你能不能为我织一件毛衣一直到第四封信的出现，我才为牛红梅看到了希望。
第四封信来自北京电影制片厂，写信人姓苏，名超光。他说他身高1米8，体重80公斤，摄像师，每月工资收入千元，父亲是高干，有四室两厅的住房。他是独子，现跟父母居住。如果牛红梅同意，他可以南下见面。如果牛红梅想去北京，他可以提供飞机票。
如果双方的感情能够按他的愿望往下发展，牛红梅调进北京不成问题。如果来信一口气写了十几个如果。我把来信向牛红梅宣读时，牛红梅用棉球塞住她的耳朵。我把照片拿给她看时，她坚决地闭上眼睛。最后，我把照片和来信贴到她卧室的门板上，我相信她会被来信和照片打动。
在我回艺术学院的日子里，牛红梅详细地阅读了那封贴在门板上的信和照片，不知出于何种原因，态度异常坚决的牛红梅开始跟那位姓苏的摄像师通信。她把苏超光的来信锁在抽屉里，她还剪下几丝头发寄给苏超光。高兴时，她偶尔说两句苏超光，她说苏超光曾给中国当时较红的几个影星摄过像，是几部著名影片的摄像师。牛红梅似乎已经坠入情网，她把跟苏超光的通信当作那个时期的一大乐事。他们在信里商量约会的时间，但牛红梅编造各种理由，把约会的时间一推再推。她决定去北京之前，先跟杨春光办妥离婚手续。
接到牛红梅的电报后，杨春光坐飞机回到南宁。他把一只大皮箱丢在客厅后，便到卫生间洗澡。牛红梅做了一桌丰盛的晚餐迎接他，餐桌上有白切鸡、白灼虾。酸甜排骨、红烧鱼，这一桌菜花掉了我姐姐一个月的伙食费。杨春光看着这一桌菜直拍巴掌，他说好吃，真好吃，真他妈的好吃呀。他的赞叹声，常常会被大团大团的食物打断。看着他的吃相，你绝对想不到他是一个明天就要去办离婚手续的人，他像是专门从南京赶回来吃这一餐饭似的。
吃饱喝足之后，杨春光打出两个响亮的饱嗝。他拍拍他的肚皮，肚皮沉默着没有发出声音。他从皮箱里拿出一双女式皮鞋，递给牛红梅，牛红梅没有伸手接住。杨春光把皮鞋放在沙发上，这时他发现了堆在沙发角上的信件。他坐在沙发上读那些信件。每读完一封信，他把信纸放在腿上，用手掌抚平那些信纸。信纸被他抚平后整整齐齐地码着。
他问牛红梅有没有夹子，他想把那些信件夹好来。牛红梅把一个黑夹子丢到沙发上，整个客厅里只有铁夹子碰击木沙发的声音。牛红梅顺势坐到沙发上，跷起二郎腿。杨春光脱掉
耳光响亮第3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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